、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劫杀抢夺，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似此光景，何日清宁。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皆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固山投充汉人不动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城南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买卖取偿，各从其便。……其六部督察院、翰林院、顺天府，及各大小衙门书办、吏役人等，若系看守仓库，原住衙门内者勿动，另住者尽行搬移。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勿动，寺庙外居住的，尽行搬移。若俗人焚香往来，日间不禁，不许留宿过夜。如有违犯，其该寺庙僧道，量事轻重问罪，著礼部仔细稽查。”内城民人“限以来年终搬尽”，[28] 居住寺院之外的僧道也要限时搬移。这种以强权手段所实行的带有强烈民族压制与歧视色彩的迁徙，前后经历了大约五至六年。
经过数次大规模的清理，原来居住内城的汉族官员、商人、百姓除投充旗下者之外，全部被迁至外城，北京内城的田地房屋，“赐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29] 内城由此成了满族人的聚居地，有记载曰：“内城即正阳门内四隅也，多满洲贵家。”[30] 以故号称“满城”、“鞑靼城”。汉人中除了僧人外，只有少数高级官僚蒙皇帝恩旨赐宅者方得居住于内城。如康熙年间奉命入直南书房的张英、高士奇等人皆得内城赐第，所谓“张文端英，以谕得赐第西华门后，蒋扬孙、查声山皆赐第西华门内。”[31] 而外城由于全部居住着汉人，所以被称作“汉人城”，又称“中国城”，从而形成了京城旗民分城而居的格局，人称“满汉分城”。
满汉分城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内城与外城形成了不同的社区管理。按照清人余启昌的说法，就是“外城属司、坊，内城属旗。”“旗下设佐领，以数计之，如某处至某处为某旗第几佐领所辖。”[32] 也就是说，清人在北京内城实施了“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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