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世界的门扉。如北京之觉生寺自开庙“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万寿寺自“开庙半月，游人甚多，绿女红男，联蹁道路。”[74] 火神庙之玉器摊，“尤炫奇争胜，贵族妇女及富商外贾多趋之。”[75] 在北京，“喜游览，妇女尤甚，正月最繁，所谓六部灯也，厂甸也，火神庙、白云观也，按时必至”。[76] 在杭州，“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孙渊如诗云：丝带束腰紧额，游庭手走东西。”[77] 可见，相对其它店铺和市廛，庙市对妇女提供了最大的自由。
再次，庙市还为文人官僚提供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礼法束缚的商业空间。众所周知，在古代，市廛的设置要完全按照《周礼》的要求，它不仅要附和“面朝背市”的古国都模式，而且“市四面有门，每日市门开则商贾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则有罚。”[78]
明清时期，市廛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建政府的管辖。明朝的“官市”就是严格按照上述礼法建置起来的。明末清初人孙承泽记载曰：在京城，有由封建政府所设置的“内市”，位于“玄午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每月逢朔望及二十五则城隍庙市，每月逢三则土地庙市，谓之外市，系士大夫庶民之所用。若奇珍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79] 从市廛方位的设置，以及内市与外市的划分，足以说明统治者在力图满足其生活消费的同时，尚未忘记以封建的礼法规范市廛，这是传统文化在市廛上的遗迹。而按照这种市廛的划分模式，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也被严格限定在属于“庙市”性质的“外市”之中，即庙市谓之外市，“系士大夫庶民之用。”
庙市绝少儒家繁文缛节的约束力，它为士人官僚带来的是宽松的环境和气氛，故为士大夫乃至王公贵族所流连。如清乾隆时期的文人戴璐记载曰：京城“庙市惟东城隆福、西城护国二寺，百货具陈，目迷五色，王公亦复步行评玩。鲍西冈有句云：三市金银气，五侯车马尘，足括庙市之胜。”[80] 当然，最为吸引士大夫的是设在庙市中的书肆，书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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