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为熙攘繁华并吸引读书人的还有号称京城三大庙会之一的隆福寺庙会。乾隆年间长期居于北京的朝鲜使者朴趾源记载说：“是日值市车马尤为阗咽，寺中咫尺相失”。“卿大夫连车骑至寺中，手自拣择市买。百货盈庭，珠玉珍宝之物磊落宛转于履屐，令人足踖如也，心怵如也，而视瞿瞿也。阶城玉栏所布挂，皆龙凤毡瀱，而衣被墙壁者，尽是法书名画。”但最令这位朝鲜人惊讶以至于“大骇”的，是在庙市中士大夫官僚们的商业行为。因为朴趾源看到，中国的士绅官僚不仅直接参与市场，而且在市场上完全斯文扫地，公开与商贾争论市价。朴趾源说：在一次庙市中，他遇到“内阁学士崧贵，自选一狐裘，挈领披拂，口向风吹毫，较身长短，手揣银交易，大骇之。崧贵者，满洲人，往岁奉敕东出者也，官礼部侍郎、蒙古副都统。我国贫士，家虽乏无尺僮者，未曾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论高下，为鄙屑事也，宜其大骇于我人之目。”[82]  

在传统社会中，商业为末，向禁官僚士大夫为之。所谓“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皆古之制也。”[83] 而除了不屑于文人官僚从事经商的职业外，也对其参与购物的商业行为进行了不少的限定。直至明代，一些市廛的“市门”，还有公卿士大夫“皆不得入，入则有罚”[84] 的规定，这对于受传统礼教熏陶的文人来说，同时也是对其思想观念上的一种约束。所以，崧贵的行径已完全背离了古代士人不屑为商的传统。 

    如果从行为滞后于观念的角度来认识的话，崧贵的行为，表明了在十八世纪的清代，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生活所必需的商业行为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而崧贵的行径，在当时已是十分普遍。对此，朴趾源也作了调查，他说：“今吾历访买卖者，皆吴中名士，殊非裨贩驵侩之徒，以游览来者，类多翰林庶吉士，为访亲旧，问讯家乡，兼买器服，其所觅物，类多古董彝鼎，新刻书册，法书名画，朝衣朝珠，香囊眼镜，非可以倩人为皮膜苟艰事，莫若亲手停当为愉快。”[85] 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其文化渊源来自古代中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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