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人类”或“种族”等外来词汇，虽以汉语重新组合而成，但其所表达的，却是来自欧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由于这些新词汇乃以汉语组合，汉语原有的意思，又会影响到使用者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诠释。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语言交流情境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制造”着他们理想的国家——既制造了观念，也制造了实体。不论是清政府的官员，或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还是县一级的读书人，都在竭力寻找一种新的国家概念，充实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不过，在维护自己认同的文化和语言群体利益的时候，他们对“国家”和“种族”的定义又会有所调适，以符合自己的需要。

    在国籍观念薄弱的年代，清政府对于“国民”概念的定义是不明确的。传统编户齐民的观念，结合新出现的“实业”、“宗教”和“人类”等概念，多少表现了当时政府和地方社会对文化和种族身份新的界定和划分，具体体现在乡土教材里，更成为一种定义“自己人”的表述方式。我们大可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说“乡土”是想像出来的，“国家”也是想像出来的，乡土教科书作为一种地方文人创作的文本，表现了两种想像的观念如何得以联系起来；但是，地方内部实际的利益冲突，群体之间的矛盾，却是最现实不过的，在“国家”和“乡土”之间，还有更多空间需要争夺，这时候，为儿童而设的乡土教材，就从政府推行爱国主义的阵地，变成地方上掌握文字资源的群体捍卫自己利益的角斗场了。

    结语

    本文以“国家话语”为主题，以乡土教材为素材，希望引起讨论的，是一套由政府和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先锋所倡导的*语言，如何被基层领袖加以诠释和运用，对于当时广大的小学生，又可能发挥什么影响。对于清政府来说，推行君主立宪，在理论上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皇帝与臣民的关系，其后，清室倒台，中国从此没有皇帝，臣民观念在理论上彻底崩溃，这些短时间内发生的转变，都为地方领袖如何理解和表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困难。怎样把“国民”、“市民”及“公民”的观念，和“乡民”、“邑人”等观念联系起来，是不少乡土教材作者尝试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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