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教科书中，多少可以了解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的国家和地方观念。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认识了一位生于民国元年的老先生（注：这位老先生名为徐思道，笔者于2001年3月27日及4月3日对其做了两次访问。有关徐先生的个人经历，见于他为乃父撰写的传记《徐夔ｙáｎｇ＠(14)传略》及《徐夔ｙáｎｇ＠(14)传略补》，发表在杨宝霖等编《东莞文史》第29期，第34-49页；另可参见拙著《从民俗到民族：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104-126页。），他自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1920年，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会委员长时广州行新学制，未有指定教科书，他就读学校的老师，大多也是用自行编制的教材。令他印象颇深的，是教师利用自编教材教授的乡土地理课，讲授的都是广东本土的历史，据他忆述，当时乡土教育的课题遍及秦朝置南海郡委派的首任郡尉任嚣、汉朝在岭南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佗、梁朝在广州创华林寺的禅宗初祖达摩、“两个打进广州的越南女将”（注：这两个“越南女将”应是指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不服汉室，出兵攻略，自立为王的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十八年，汉室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兵讨之。翌年，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详见《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此事在中国传统史书及后来的乡土教科书的记载里，被认为是平定南疆，统一国土的象征。）；还讲到许多广东的特产，如菠萝蜜和增城挂绿荔枝等。言语间，这位老先生明显认为乡土历史地理十分重要，他认为，和过去比较，今天的中小学教育都忽略了乡土历史地理知识的传递。可以说，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代人所编撰的乡土教科书，为“国家”和“乡土”填充了编撰者认为应该填充的材料，而到了使用这些乡土教科书教育出来的一代以及他们的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