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乡土教材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恰恰是“乡土”这个观念和“教材”这种性质。乡土教材的作者往往在省城受教育，回来在县城或乡村工作，都不约而同地背负了城市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乡土”这个概念给他们一个空间，装载了他们对所谓家乡的有距离的了解、想像和感情。自19世纪开始，“乡土”这个概念在欧美和日本的教育和文学范畴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中国的读书人，也在这个时候在官方的倡导下，运用了“乡土”这个观念，并且一直影响到他们后来教育和文学发展的路子，至20世纪后期“乡土文学”更成为文学研究者专门的课题（注：有关西方乡土文学的兴起和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脉络，可参考Tao Tao Liu,Local Identity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of the Native Soil (Xiangtu Wenxue).In Tao Tao Liu and David Faure (eds.), Unityand Identity: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pp.139-160。）。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末的乡土教材，是我们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的诠释的一种较早期的文献。

    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它们作为“教材”的意义，乡土教科书的对象是小学生，但由于后来清朝及民国政府都没有持续全面推行乡土教育的措施，只能从一些零散的旁证估量其对学童地方和国家观念的塑造有可能发挥什么影响。从《最新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的出版资料所见，该书首版在宣统元年出版，至1922年已经出至第13版，新版除了在每课的题目附上国语注音符号外，在内容方面只做些微相应的修改。1923年出版的《广东乡土新历史教科书》，作者提出新学制“小学前三年宜仿旧制先授乡土史，至后三年方可授本国史”的主张，而“坊刻乡土虽多，但俱成于民国纪元以前”（注：《小学适用广东乡土新历史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