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各拥有八、九个庄子的宁、荣二府的主人，他们的土地都是租给农民，交给庄头乌进孝兄弟管理，而他们自己则正象作者所指斥的，住在大观园内，“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象《红楼梦》中所说到的这些居住在城市以收地租为生的地主，在当时是很多的。赵锡孝在其所著《徭役议》中曾说到这种现象，他说：“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73另外的一些资料也说明当时大多数地主还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康熙四十九年上谕中曾经说到“山东、江南田亩，多令佃户耕种”74。山东是沿海省份，江南是商业资本比较发达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比较偏僻的地方更是如此。特别是在八旗圈地区域，封建佃租制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孙嘉淦在其《论八旗公产奏疏》中说：“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收其租，随手花去，则又探取次年之租矣，至于次年无租可索，则以佃户抗租为词矣。”75这些资料表明了封建的租佃制在农业生产中还是占支配的地位。
固然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并不排除土地租佃，有许多资本家自己没有土地，为了进行商业性的农业经营，他们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租进土地。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商品生产，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租形态是货币地租，在货币地租制之下，土地所有者与租佃者之间的关系只有货币与货币的关系，没有人与人的隶属关系。
资料证明，和资本主义的土地租佃不同，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力佃人田”的都不是资本家而是“无田可耕”的农民，他们佃租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商品生产，而是为了活命。虽然当时在某些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已经有了货币地租，但作为支配形态的地租还是实物地租。《儒林外史》第九回曾经说到长江下游有一条河里，“各家运租米的船拥挤不开”，正反映了实物地租在当时工商业发达区域的江南还是普遍流行。另外的资料又表明当时的实物地租还流行着对分制。康熙四十六年的上谕中说：“小民有田者少，佃户居多，丰年则纳粮之外，与佃户量其所入分之。一遇岁歉，则佃户竟无策可施矣。”76对于耕种官田的农民，也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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