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三百七十人，这些工匠都是从“民间各户雇觅应工”，“工价甚寡”，“岁需银二千七百两，即可赡活群工”。至于这个丝织厂当时有多少织机，在奏折中仅有如次的叙述：“原议照局设制帛、线罗机三十三张”，“设诰命机三十五张。”92
关于杭州丝织局，工部左侍郎佟国胤等在顺治四年的揭帖中曾经说到。据说这个丝织局，当时有“织内造者食官机三百张，民机一百六十余张，挑花匠一十四名”。又说：“旧例杭、嘉、湖、金、衢、严、温、台、宁、绍十府俱在省城会织，各住私家织染，并无一局，俱系民户。”93
关于苏州丝织局，苏州织造督理陈有明在顺治五年的揭帖中曾经说到。揭帖中只说这个织局除了机房以外，有染作、绣匠，不及其他94。但《苏州府志》所录陈有明建织造总局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今得总织局前后二所，大门三间，验缎所三间，机房一百九十六间，铺机四百五十张，绣缎房五间，局神祠七间，染作房五间。”95
到乾隆初年，这三个织局都有很大的发展。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十年奏准，江宁现设机六百张，机匠一千七百八十名。苏州现设机六百六十三张，机匠一千九百三十二名。杭州现设机六百张，机匠一千八百名。外江宁现留摇纺、染匠所管高手等匠七百七十七名，苏州挑花、拣绣所管高手等匠二百四十三名，杭州摇纺、染匠、挑花及所管高手等匠五百三十名。”96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第一，当时的官营纺织厂有织机六百张乃至六百多张，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织机；而且还控制了若干民间机房。第二，每一织局有将近两千名的工匠，其中又有各高手匠二百多人以至七百多人。第三，工匠有各种专门化的分工，如摇纺、染匠、挑花、拣绣等等。第四，工匠都是从民间机户雇觅来的，工资很低，是用银子计算的。从这些官营丝织厂的织机和工人的数目，特别是雇佣劳动和货币工资等等看来，都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商品生产，即为了卖出而生产；而当时的官营丝织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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