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三十以至四十余厂在开采117。这些数字说明了当时的云南有着繁盛的采矿业，特别是采铜业。
和丝织厂一样，当时的矿厂有民营也有官营。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等遵旨议复：“开矿一事，除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及商人王纲明等于湖广、山西地方各雇本地人开矿不议外，他省所有之矿向未经开采者仍严行禁止。”118又乾隆九年副都御史陈弘谋《请开山林之利疏》中亦云：“云、贵各省矿厂甚多，近者广东亦复开矿，而各省矿厂大半皆江西之人。”119这些资料说明了当时的政府对于开矿基本上是禁止的，但已开的矿厂则允许继续开采，而其条件则是矿工须雇用本地人。同时也说明了当时除政府的投资以外，已经有一部分商业资本与采矿业结合转化为工业资本。矿工是雇佣劳动者。
有些矿厂的规模已经很大。据《续云南通志》所载：“从前(云南)大厂动辄数十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求活”120，不仅云南如此，其他省份也有上万的人在同一矿区开矿。康熙五十二年上谕中说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121。雍正十二年鄂弥达在其《请粤东开铸疏》中也说到广东“煤山木石开它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122。这些资料不但说明了当时已经出现了拥有矿工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大矿厂(可能是矿区)，并且也说明了当时川、湖、两粤的农民无产者已经突破了封建政府的封锁命令，从遥远的地区向矿区移徙。在相反的方面，又说明了那些偏僻的落后的几乎被历史遗忘了的深山穷谷这时已经卷入了社会经济的体系之中去了。
除大矿厂以外，还有很多小矿厂。据乾隆《蒙自县志》所载，这种小矿厂大抵是本地地主商人或富裕农户共同凑出米粮作为资本，而作为资本的米粮不过十石或二十石123。
在这种小矿中，采矿工人和厂主的关系也是雇佣关系，但支付工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按月发给工资；另一种则是按规定的比例分得矿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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