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代相比，明清小农家庭生产中的“织”，以及与之有关生产的比重逐渐加重。在经济领先发达及地窄人稠、生存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更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某些地区家庭手工业及经济作物的种植，已从辅助地位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如无锡农家“舍织布纺花，别无他务”；苏州、嘉兴“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家为恒业”[69]等。这些农家“以机为田，以梭为禾”，农耕反退居次要地位。年虽歉，只要外地棉花运来，纺织有获，也称为“小稔”，“乡民不致大困”；纺织无获，“虽棉稻两丰，不济也”[70]。与之相关的经济作物种植，则成了另一些地区农家的主业。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地区“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71]。

清代小农家庭生产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家庭手工业的收益，远大于农业的收益。

丝织  浙江桐乡1亩地植桑可养10数筐蚕，少亦4、5筐，最下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72]。丝贵时，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也就是说桑蚕1亩所入等于种稻1亩所入的4、5倍以至10几倍。唐甄《惰贫》文中记载了丝绸产量：“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叶世倬《劝业桑田告示》记载了蚕丝产值：“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二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叶，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

棉纺  康熙年间籽棉亩产在80斤左右，市价百斤银2.1两，每亩植棉地的收入约1.68两。顺康时1匹布大约150文左右，亦即0.2两左右（乾隆后布值不一，高的达1匹6、700文）[73]。布的日产量为1匹，所谓匹夫匹妇“日织一匹”；“计日成匹”[74]。也有“积一日半夜之力，得布两匹者”；“有日成二三匹者”[75]。有“健妇”的农家每年大约织50多匹布（方行估计，清代上海县种5亩地的农户年产商品布、自用布60匹不为多[76]），收入10几两银子。“贫民业在纺织者，竭一旦之力，赡八口而无虞”[77]。

其他经济作物获利也大于稻谷，如烟草，“种烟者收值数倍于谷”[78]等。考虑到这些因素，清中后期小农家庭的生产方够支付其家庭的生活所需。 

关于明清江南桑农与稻农的耕作能力，李伯重认为，湖州、嘉兴和苏州等主要蚕桑地区，一个专业桑农（成年男劳动力）的治桑能力通常在5亩上下[79]；一个专业稻农的耕作能力，以合理调剂和使用人畜力资源为前提，大约可种稻10亩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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