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少数地区农家也有艺棉、种烟等经济作物种植及相关的专业化手工业分工。如“冀、赵、真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之八九”[100]；山东齐东土地所入仅足以糊口，“一切公赋及终岁经费多取办于木棉”[101]等，其收入计算与南方同。更多的地区，农田多为产量很低的中低产田。徐浩指出，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 [102]。其中的问题，一是望都册载土地1700余顷，明载是“额地”；一是只论及“谷”，未论及豆菽及其他间种套种的杂粮，特别是未论及已事推广的高产作物玉米和蕃薯。

总体上，方行对清代小农生计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他将小农生产分为以下3种模式。

第一，专门种植粮食，亦即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统一于粮食作物种植的模式。清代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专门种植粮食的农民。他们种植粮食，既是为了自给口粮，也是为了取得货币，用以换取不能自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维持家庭温饱和改善生活，这都要靠提高粮食商品率。这种模式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型。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农作物种植加工的选择性很小，农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农民难以发展多种经营，只能从事单一的粮食种植。所谓“土苦寒”，“崎岖墝确，山农力瘁阪田”， “产瘠而利微”，“农末相资、通功易事者，概乎未之前闻”；“民间耕种，仅止二麦，别无土产，民间所用之布，皆系商人贩卖而来”[103]。布价相对于粮食产出十分昂贵——“每岁出数石粟，始成一件衣”，结果农民“数年补用一衣，历年不更一巾”；“终岁不制一衣者十室而九”[104]。必须添置衣被时，只能卖食买衣。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105] 。农民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点很低，只能从消费上调整自给产品与出售产品的比例，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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