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了。小农家庭中有兼为佃农者。佃农需要佃种比自耕农更多的土地，凤台2牛1犁叫作“1犋”，佃田百亩叫作“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数犋牛”。也就是说，1个佃农治田可达数百亩（按：前所谓“8口之家”，只有3个劳力，只计平均地亩数：16亩×3 人为共治48亩，其他5口也有平均亩数而未计，这就为地主占有较多土地、佃农1人治数百亩土地留下了余地）。“牛种皆田主给之”，收获物五五对半分成。比小农条件差得多的佃农，如果年成好，一年佃耕也即能获得数年的积蓄，若是连年丰收，“无立锥者”竟能“或致千金”。
这些情况与人们印象中至贫的皖北小农生计完全不同。我认为，清中后期皖北小农确实陷入了贫困，但其深层原因毋宁是落后的生产技术及生产方式，与已发生深刻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历史上皖北纺织业曾十分发达，亳州宿县的贡绢、寿州的贡丝布、颍州的贡丝绵等在唐朝被列于全国7等级中的1、2、3等，据云亳州轻纱似轻雾，入手似无重量。清中期以后，这些地区曾经辉煌过的纺织业归于暗淡或销声匿迹。凤阳地土本“宜麻宜棉”，而“愚农囿于所习，艺者终鲜”，“事杼柚廖廖，畴昔桑田阡陌，杳不复辨”[91] ；凤台“杂稼宜棉”，“地亦宜桑柘”，而“无饲蚕之家，间种棉，亦不知纺织。丝布皆资之他邑”[92] ；霍丘“地亦产桑，饲蚕者少”[93] ；泗州、盱眙、五河“女子不解纺织”、“不知纺织”、“不务纺织”[94]；妇女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95]。事实上，清前期皖北商业发展状况与皖南相差不多。皖北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捻军发源地雉河集即是襟带2州1县（亳州、宿州、蒙城县）、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集上有晋商的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96]。清朝于安徽设有3处榷关（税关）——皖北的凤阳户部关及皖南的芜湖户部关与工部关，分别征收淮河、长江商运航道上的货物通行税。清前期2地3关之入均较开关之初增加了几倍。凤阳关实际征收关税与芜湖两关相差不过8、9万两，若只计户关所入，凤阳更在芜湖以上。皖北同其他地区一样，被纳入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在这样的市场网络中，不单南方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形成了原料、生产、销售环环相扣的手工业专业区，即其他诸多地区也打破了原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完成了粗略的自然分工。其中，皖北依平原优势成为单一的传统农业区，然仅仅是保持落后的粗放式生产技术的传统农业区，既没有生产工具的变革，又没有生产方式的革命。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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