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派系完结了，但交通系人员并没有全部退出了*舞台，交通系的中层人员依旧掌握着国家的交通、金融、财政命脉。上层人物的变动可以灭亡一个派系，但是作为派系成员的个体，仍然参与社会活动。同时，上述部门也需要保持中层人员的基本稳定，以便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只是这些人物必须适应社会转型，实现自身社会角色的转变，从而在新的*环境中找到适合的位置。在北伐期间，交通系的许多人物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周作民通过政学系张群、杨永泰的关系极力向国民政府靠拢，先后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参与国民党在华北与日本勾结的*活动。周作民同时把业务的重点移往南方，加强了长江流域各个分行的力量，在华南地区新设了广州、香港办事机构，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远离北京，而趋近南方。[70]吴鼎昌、周作民、钱新之、胡笔江等人纷纷向蒋介石*献金，打通进入新政权的关节。郑洪年借着广东籍的方便，早就与国民政府取得了联系，为自己留下了*退路。集团成员的分崩离析使派系凝聚力受到严重削弱，派系的丧失也就是必然之路。连旧交通系的骨干人员叶恭绰都在上海发表了劝告张学良服膺三民主义的通电，“潮流大势所趋，决无局部可以孤立之理，且国际困难由又复无从应付。倘不速变计，后患将不忍言，尚望诸公会商，当机立断，并速与国府诸公暨蒋冯阎       三公商洽建设御侮各方略，以赴事机，其枝节利害可勿计及。”[71]叶恭绰的通电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但却表明叶恭绰自己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想脉络与变迁轨迹。

    交通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功能缺失的一种体现。清末民初，封建君主体制走向没落，而民主共和的体制尚未健全。北洋时期的政权主要依靠军阀武力维系，凭借武力的虚实分享*权力。然而，武力可以赢得政权，夺取政权，但是不能维系政权支撑政权。尤其在经济领域，经济规律的作用不是以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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