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万两，也不过2400万两，约占年财政收入的12%。这表明当时清朝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已落入地方政府手中或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所能得到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面对地方各省如此咄咄逼人的财源争夺态势，中央户部并不是无动于衷。对于厘金侵夺中央正税，扰乱税制的问题，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清廷令地方督抚及统兵大员，将各地劝捐抽厘的官绅职员造册上报，以备核查。十一年（1861年），户部又制定厘金章程，规定：“自十一年正月起，即照前款拟定，三个月奏报一次，将征收之数与支解之数分别造册送部。”欲将此税征管大权收归中央。但两广总督官文等人对此首先反对，其他省份的官员也阳奉阴违，始终不肯放弃这一重要财权，依旧广设局卡，自行收税。后来由于中央财政实在困难，在户部一再严令下，地方各省才从1868年开始将厘金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为京饷上交户部，[12](P3697)而其收支大权仍由地方督抚控制。
第二个后果是地方自行收支，不向中央办理奏销。清代前期，为了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控制，确保地方与中央之间财政关系的正常运转，户部曾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钱粮奏销制度。其中规定：各省收支必须于年底前，由布政使司按留存、起运、拨用、余剩四项，汇造四柱清册，呈送督抚复核后，转交户部，以备核查；对于用款有不符则例的款项，户部即令该省督抚转饬查明，于四个月内答复；[23](P13)各省用款的基本原则是：“每年支出总额不得超出规定之外”，也“不得另请别项增添”，“常例之外，遇有兴作必须者，随时奏明动用。”“倘有任意支销以致不敷，即令滥动各官名下着落赔补。”各地军需用款奏销制度，除须适官兵花名册备查外，还需按照乾隆朝颁布的军需则例，即“有不合部例者，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其间者，匀摊追赔，非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查明，加结具文谘部不能完案。”有的甚至“归用兵省分州县流摊”。[22](P8262)这表明，清代前期户部对各省财政收支及军需用款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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