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与“则例”、“成案”相符，上报中央的款项，谓之“内销”；与之不符，不报中央者，谓之“外销”或“融销”。外销之款存在问题最多的是厘金开支。据光绪六年（1880年）户部奏称：“近年以来，核计（厘金）抽收数目，适形短征……隐匿挪移，在所不免。至于局用一项，或以一成开支，或正厘一两，收办公银八分；或则支销项下并无经费名目。查应出之数匿不开报，则所报收数不实不尽可知。”[14](P5491)这种匿报、浮开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对全国财政收支情况的了解和管理。到了清末，有人曾这样描述户部与各省之间的财政关系：“户部虽为（钱粮）总汇，而各处之虚实不知也。外省所报册籍，甲年之册，必丙年方进，已成事后之物，更有任催罔应者，孰应准、孰应驳、孰应拨、孰应停、孰应减、孰应止，皆未闻部中下一断语，皆以该督酌量办理，兼筹并顾一统之词而已。”[25]更有甚者，有的省份奏销不造细册，仅开一张“清单”，开支巨款，或三四百万两，或数十万两不等。督抚们在用款时曾奏明有款立即归还，但到归还时多半借口与洋人交涉，比内地情形迥殊，无凭造册，故“借洋务二字为开支巨款之地”。这种任意开支，不按财务制度办理的现象表明，咸同以后清朝钱粮奏销制度已达到十分混乱的程度。
第三个后果是中央户部对地方各省的财政支配与控制名存实亡。就财务组织机构而言，原有的藩、道、府、县等，咸同以后仍旧存在，但它们的职权，大部分已转移到督抚们新设置的财务机构中去了。例如山东、广东等省的“善后局”，实已取代了藩司权力的大部或全部。其他各种新设局所，也多侵夺了原有衙门的职权。这种现象表明，咸同以后督抚的财权已大于户部；各地新设各种机构的权力也大于原有的衙署。在这种情况的干扰下，地方行政、兵权与财权等，实际上都非中央政府所能完全控制。再就财政拨款而言，户部已不能向从前那样从某处某款项下拨解若干。相反，督抚们不仅可以向户部“讨价还价”，而且常常迫使户部放弃成命而屈从地方的意见。同治三年（1864年），户部因财力匮乏，向两江总督曾国藩索要淮南盐课，曾氏闻讯后，提出诸种“理由”，拒绝其增税要求。次年，户部又令江苏巡抚李鸿章匀拨两淮盐厘三四成解部，以解中央燃眉之急。李氏仅答应略增加该省财政上缴数额，而盐厘征收使用则不容户部染指。光绪六年（1880年），户部欲改两淮盐法，令票商按年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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