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咸同以后，清朝原有的京饷、协饷、奏拨、奏销等制度，以及原有的藩、道、府、县等机构，虽仍旧存在，但按其实际，却早已“貌合神离”了。这种情况正如同治三年曾国藩所言：“我朝之制，一省所入之款，奏明所候部拨，疆吏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26]曾氏所言，清朝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的局面是由咸同年间战乱引起的。那么试问，战乱平息以后，清廷为什么不能恢复旧制，而将全国财政的管理、征收、使用等大权重新收归中央呢？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同光年间，内忧既除，外患又至（如1873-1875年的东南沿海危机、1876-1878年收复新疆的战争、1884-1885年中法战争等），清廷仍不得不仰赖于地方督抚手中的勇营保护，自然无法收回已失去的财权。不过此时，地方督抚们行为上虽尽力摆脱清廷的控制，但由于纲常礼教和“君臣大义”的束缚，表面上仍不能不尊重朝廷的“体制”。这就是咸同以后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瓦解而没有最终崩溃，清廷还得以重振纲纪、苟延残喘数十年的重要缘故。（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讠加咸＠②原字讠加斤）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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