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末尚属中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开创时期，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要想制定颁布种类齐全的各项经济法规，绝非易事。同时，清末制定的各项经济法规，在中国均前无借鉴，只能参照外国的有关法规，而翻译诸国有关法规的正文及说明资料，工作量及难度相当大，更增加了当时制定法规的难度。因此，由于行之匆忙，难免有些方面的法规付之阙如，如专利、契约、商行为、公债、保险、航海等许多方面的法规，在清末就未曾制定，因而清末的经济法规在种类构成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这些经济部门的有序发展。
从已定法规的内容看，大多也比较简略，不够详尽，导致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清末经济法规这方面的局限，与民初制定的有关法规稍加对比，即可略知一二。例如清末的《商人通例》仅有9条，而民初的同一法规却多达73条，清末的《公司律》131条，民初的《公司条例》多至251条，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只有简略的26条，民初1914年颁布的《商会法》则有60条（1915年颁布的修正商会法为46条），有关商会的《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也多达61条《有关民初经济法规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
第二，清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各种经济法规的过程中，没有邀请工商界代表参与其事，法规订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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