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上述这些事件的层见迭出，工商业者对清政府设立商部、颁布法规以振兴工商的美好诺言日渐丧失信心。有的表示：“政府一定公司律，再定破产律，虽奉文施行，而皆未有效力。卒之信用不立，道德有时而穷，规则荡然，事业何由而盛？长此颓废，吾商业其终不竞乎！”《《上海商务总会致各埠商会拟开大会讨论商法草案书》，1907年9月10日《申报》。》有的愤而指出：“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助巨金，即曰招来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吾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论商部与商业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事实证明，一系列经济法规的颁布，虽然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整个清王朝当时日趋腐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因而依靠其颁布的经济法规，最终不可能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更不可能真正振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第五，其中的某些法规缺乏连贯性，颁布不数年就被清政府自行否定。
清末经济法规的这一局限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铁路简明章程的变化。前已论及，1903年底该章程颁布之后，对于推动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没过几年时间，清政府又制定了新的铁路政策，接连否定原订章程的规定。首先是试图将铁路商办强行改为官督商办。在有关铁路商办和官督商办问题上，商部原曾明确表示：“招商设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各项公司，先行试办……所有商股获利或亏耗等事，臣部除奖励及饬追逋欠外，其余概不与闻，并不用官督商办名目，亦不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二六，第8861页。》但到1906年，湖南绅商奏请铁路商办，清政府却又说什么“铁路系军国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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