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患将不知胡底。”《《湖北谘议局文献资料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35页。》有些地方官为解决财政窘困，还公然违反《公司律》的有关规定，强行将一些获利丰厚的商办矿业收归官办。例如广东曲江商办煤矿，于1905年“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实业，第167页。》。在此之后，江苏、直隶、广西等地都有这种官府盘剥、掠夺商人的事件发生。湖南的地方官甚至提出将所有商办矿业“一律提归官办，于湘省财政前途，大有裨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553、554、558、559页。》。这些事实说明，一些地方官员的着眼点仅仅在于缓解财政危机，依然置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于不顾。
遇有华商被洋商勒索，清政府各级官员也不敢依据有关法规，真正保护华商的利益，有时甚至还向华商施加压力。例如1904年，汉口华商被礼和、瑞记两洋行强行勒索数十万两，先后禀报厅、府、道和督抚等各级地方要员，请求代为申辩。但各级官吏不仅不为华商主持公道，反而拨调团勇保护洋行，弹压华商。《中外日报》为此发表评论说：“近日政府日言保护商人，振兴商业，而卒无明效大验之可指。”《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外日报》。》《中华报》后来也载文揭露说：“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华商被洋人欺凌灭绝，而商部诸公尚高枕不知也。”《《中华报》第157册，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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