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义和团提出的其它口号和它的实际斗争看，“灭洋”是运动的根本所在，义和团也一直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的。义和团对清政府，从主流看不是持反抗的态度，它只反对那些镇压他们的和与洋人站在一条线上的官兵，即便是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也没有在推翻那里的旧政府后建立自己政权的观念，而且只要清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他们就不仅表示接受，有的还打出“奉旨灭洋”的旗号。如山东义和团，在毓贤承认其为合法组织时，就有打出“毓”字旗和“奉旨灭洋”旗号的。在斗争进入高潮，清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时，津、京地区的大多数义和团打出了“奉旨造反”的旗号，并接受其领导。这些情况说明，“扶清”虽然在实际效果上起过争取清政府及其官吏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义和团主观上不是把“扶清”作为策略手段提出的，它是实在的“扶”。
义和团的“扶清”之所以是实在的，是与它认识上的局限性有直接的关系。从义和团的歌谣、揭贴和乩语看，它“灭洋”的根本目的是“扶保中华”，但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看不清清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本质，不能正确地把清政府与中华作必要的区别，而是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把“扶清”看成就是“扶保中华”。义和团“扶保中华”是真诚和认真的，故它的“扶清”也就不是虚假的了。
义和团把“灭洋”当作“扶保中华”的头等大事，表明了人民群众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把斗争集中对准帝国主义，这是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但是“灭洋”终究是太笼统了，因为侵略者中有主有次，洋人中也有好有坏，洋物虽是帝国主义用来掠夺中国的工具，但可以经过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为我所有。义和团不能对这些事物科学地加以区别，而是一概加上一个“灭”字，这不能不说是笼统排外主义的表现，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尚处在感性认识阶段的产物。它不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给帝国主义狂人扩大侵略以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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