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扶清”也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合理和正确的一面。因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当务之急时，革命的阶级和组织有必要也应该采取联合各个可能联合的阶级、阶层，包括统治集团中的个人和派别；斗争方式和目标，也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和改变。从这个角度看，义和团这时不提反清口号，不坚持打倒清政府并不是过错，而是不自觉但却是正确的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也不是什么义和团无端脱离了农民起义的传统，而是时代赋与中国农民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但是，农民不可能对清朝封建统治者及其政府的本质有科学的认识，他们在斗争过程中不可能处理好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摆正各自的地位，因而他们在正确的不提反清口号时，提不出能适应斗争需要的科学的革命口号，而是笼统的提出“扶清”，走到了一个极端，摆错了自己在斗争中所处的位置，导致了阶级阵线的模糊，给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提供了条件。
总之，“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必然性，是当时中国农民所能提出的斗争纲领，它与农民的阶级属性是一致的。农民是一个既具积极革命性又具严重保守性和落后性的阶级。其积极的革命性使它能抓住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动员了各阶层人士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其落后性和保守性则为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提供借口，为被封建顽固派利用提供了条件。农民提出“扶清”的本来意图是要使清政府参加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则是从维护腐朽的统治出发而参加“灭洋”。可是，农民是一个团塞的没有文化的阶级，封建统治者则是一个握有政权，具有二千多年统治经验的阶级，那拉氏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这种状况不仅决定了农民不可能使地主阶级服从于自己的反帝目的，而是使自己最终被统治者所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侵略的需要要残酷镇压义和团，清朝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要利用和出卖义和团，这样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其它劳动者惨死在中外反动派的屠刀下，中国社会再次遭到帝国主义空前严重的劫洗成为不可避免。这是时代决定的历史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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