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亦是义和团与资产阶级不能联合反帝，责任也不在义和团，而在资产阶级。大家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直是敌视农民斗争的。他们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大逆不道，视农民斗争为洪水猛兽，把自己的变法维新看成是抵制农民起义的药方。在戊戌变法中，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强，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严重恶果进行过大胆的揭露，提出了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局势下不变法不足以救中国的正确主张，这是他们的爱国情操的具体反映，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不仅不敢正面反对它，还对它抱有强烈的幻想，把自己变法的成功寄托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上，与一些重要的帝国主义分子往来密切。他们对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抱着极端仇视、势不两立的态度。他们诬蔑和咒骂义和团为“匪”，是禽兽，主张对它采取“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义和团》第4册，第183页。）的政策。对帝国主义，他们则主张“亲之如己国之人，代之警卫以安其意，为之讨匪以雪其仇”（《清议报》第52册，第3页。），提出了“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82页。）的纲领性的对策。我们并不想以此苛责资产阶级改良派，但这些主张又确实是完全颠倒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系，颠倒了是非和敌我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比之下，义和团对改良派的态度还比较理智和有节制。如《国闻报》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表了大量诬蔑和攻击义和团的文章，但义和团却只是给它提出严重的警告：“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言乱语任意登。该报因有日本保，大胆造谣毁我们。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烧毁馆屋不留情”（《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第478页。）。这说明义和团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能联合，并不是义和团的过错。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贯同情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基本上持肯定的看法，其斗争矛头也一直是指向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并把下层社会的会党作为联系和发动的对象。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中也有人对义和团表示过同情，认为它“具有爱国热诚，不当以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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