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也确有一些官吏和士绅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斗争。如有的人称颂义和团是“灭鬼子之神兵”（《义和团》第2册，第183页。）；有的则吁请清政府推广义和团于各省，以达到“处处是团，处处有备”，“家自为战，人自为战”（《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41、45页。）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目的。但这些主张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和采纳，直到1900年5月下旬，直隶总督裕禄还力主镇压，认为“匪徒日聚日众，断非语言文字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提出增调军队“三路兜截”（《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3页。）的主张。那拉氏这时的命令也是“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凡有教堂及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06页。）。6月3日，那拉氏给裕禄的命令还是“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将义和团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6页。）。可见，一直到1900年6月初以前，清政府无论是剿还是抚的政策，都是要瓦解义和团，保护侵略者，其招抚政策还没有利用义和团“灭洋”的内容。

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灭洋”的招抚政策，是在6月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最先提出这个主张的是军机大臣赵舒翘等。他们在5月30日的密奏中说：“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固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0页。）。那拉氏这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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