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因念会亦有别：彼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图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善不分，民心徨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祗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档案史料》56页。)谕旨一改以前“抚绥弹压，消患未萌”，“严拿惩办，以靖地方”的调门，强调要区别“会”与“匪”的不同。承认“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无须查拿，而只查拿那些“滋事”的“匪”。这是承认义和拳会的组织，而不是为“邪教”。
清廷这时为何在政策上有了变动呢？不外乎耽心袁世凯到任不加区别，办理操切，以致激变。袁世凯接任后，一时言官连篇累牍地上奏，这从《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出，如御史熙麟、高熙□、许□身和给事中王培佑等，几乎都对袁世凯而发。有的从“教民”、“会民”方面立言，说“会民虽不相安，犹是朝廷赤子”，“若教民者，寄其身家妻子于教堂”，则“一旦有事”，将“为敌为我”，二者孰亲孰疏，“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参见高熙□奏，《档案史料》49页。)有的则指出袁世凯的疑状。或说袁世凯“立议先剿后抚”“初到署任，即有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绝之言”，或说袁世凯将继其兄袁世敦之后，“复将大加诛剿，”(参见熙麟、王培佑等奏，同上46—56页。)等等。另外，义和拳会，确实是众多安分人民不堪“教民”欺压，而自发组织起来的自卫组织，清朝廷和它的各级官员也不能无视这个现实，带头“滋事”，甚至“抗官拒捕”者究竟是少数，因此，清廷不能允许它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剿洗，这又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就是说，义和团斗争的性质，不能不使清廷一再的慎重，不致把事情弄遭。
因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处理义和团“滋事”问题上的方针也自有其特点。庚子五月初三日谕内阁：
昨因拳匪滋事，业经明降谕旨，分别办理。此等乡愚，良莠不齐，其办法不外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档案史料》106页。)这是这阶段政策的基本原则。其具体办法是：将混迹其中进行“怂恿煽惑”的“奸民会匪”，令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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