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时定于初一日至涞水，意在二十九（四月二十九日）夜十二点钟启行，忽于晚八点钟闻涿州车站拳匪滋事，当派人驰探，拳匪已在高家庄，离高碑店十八里，时已十二点钟。慕时前护队排尾先行离开，当调齐后队之兵，向前查看，忽远望有十四五岁之儿童数十名，两边百姓亦夹住铁道观看，正令人向前驱逐，此来彼去，直同儿戏。上游之火，已延烧而下，势不可不用武，而是匪是民，无从分别，诚恐稍一放手，便酿事端。当放空枪，匪绝不所畏，犹上前抵御，不得不放实枪，即放枪三排，该匪死伤十余人，始四路逸去。(《义和团》（四）337—338页。)高碑店拳民烧铁道，百姓围观。他们不认为自己触犯了朝廷法，从而也不怕官，这是义和拳会自发运动的真实写照。以致奉命前往保护铁道的杨慕时，在群众热火朝天的场面前，一时“是匪是民，无从分别”。这就是清廷“严拿首要，解放协从”政策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袁世凯与裕禄的不同作法：不分“匪”、“会”，严格取缔与希合中旨，迟疑观望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作法特点是认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这在他未接巡抚前以工部侍郎、武卫右军总统驻节德州时就如此。其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致裕禄电说：

　　晤劳令，称已禀恳奏请明降谕旨，惩办拳匪等，所述颇中肯要，未知尊处己否出奏？候示。二十一日裕禄回答说：

　　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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