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不信拳，同意劳乃宣的看法，在境内刊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但他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因之提出“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的理论。所以“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政策，裕禄使用最早，坚持最力。但裕禄对所谓“滋事”的“拳匪”也极力镇压，惟对“拳会”态度，则较袁世凯为模棱了。袁世凯以据事说理方式来说明拳会宜“严禁”。而裕禄态度非常之不明朗，而含糊其词。他说：

　　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档案史料》（上），91页。)实际仍不愿说拳会是“邪教”，应当取缔。这是袁、裕对拳会态度的根本不同。裕禄失在没有主见，一心想符合谕旨，既怕示禁而操切激变，又怕姑息而日益蔓延，因不免有些迟疑观望。四月二十四日杨福同在涞水被杀，裕禄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一时想派大兵猛剿，他说义和团“胆敢恃众□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惩创，必须顽梗者益肆强染，被胁者难于解散。”(《档案史料》（上）101页。)五月六日，高碑店以北，铁道、车站、电杆均被义和团拆毁，义和团聚集涿州关厢，形势更加严重。裕禄认为“断非语言文告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档案史料》（上）113页。)他函商荣禄调聂士成、马玉昆带队前往镇压。这时他似乎把武力查拿镇压放在第一位，而把劝令解散放在第二位了。以上说明裕禄不是信拳，是主张镇压的，只是感到义和团容易对付，又怕触犯朝廷之忌，而手段软弱迟疑罢了。及涞水□官、涿州踞城和高碑店拆路以后，裕禄想施以强制武力镇压，又遭来自朝廷主抚派的干扰，而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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