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不仅对西方基督教抱尊重、钦慕的态度，而且自身亦受到基督教和传教士的一定影响。他们的西学知识，不少最初就是得自在华基督教会和传教士所出版的报刊、图书。他们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形成，也或多或少地留有基督教影响的痕迹。例如梁启超曾讲到其师康有为“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清议报全编》卷8．名家著述第11；卷21，纪事第1；卷7第4；卷4第21；卷3第79－82；卷4第13－14；卷8第13；卷2第1－6。）。所谓“耶氏之书”，指的就是基督教方面的著作。谭嗣同早年也曾“遍访天主耶稣之教士与教书，伏读明辨”（《谭嗣同全集》第318页。）。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维新运动中还曾提出“合教”、“通教”的主张，“欲采大地各教主之所长，联合诸教”（《康南海先生长安演说集》第58页。），认为“非通群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之书，亦不可不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35页。）。这里所讲的“诸教”、“群教”，自然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至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如李提摩太、傅兰雅、李佳白等）在维新运动准备与进行过程中同维新派人士的密切交往，更是人所熟知的事实。

　　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尽管尊重西方基督教的存在，甚至自身也受到基督教的一定影响，但是他们对于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却普遍持否定和拒斥的态度。康有为在论及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时，曾写道：“彼《新约》、《旧约》之浅鄙诞妄、去佛尚远，何况六经之精微深博乎！其最大义，为矫诬上天，及布命于下，亦我六经之余说，非有异论也。”（《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32、135页。）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后也曾写道：“吾畴昔论学最不喜宗教，以其偏于迷信而为真理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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