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有为提出的这一“保教”方案。戊戌时期的许多维新派人士都曾是热烈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康门弟子们自然不消说，他们一致追随于其师之后。其他维新派人士也几乎莫不如此。谭嗣同在强学会遭封禁后曾写道：“孔子教何尝不可遍治地球哉？然教则是，而所以行其教者非也。……故强学会诸君子深抱亡教之忧，欲创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教之法，遍传于愚贱。”（《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65页）皮锡瑞在南学会讲演时也说：“保教在先讲明孔教义理，使中国人皆知孔教之大、并切实有用、自然尊信我教，不至遁入彼教。使外国人亦知孔教之大，并切实有用，自然不至藐视我教，不敢以彼教夺我教。”（《湘报》第31、30、27、73、25、44、37号。）都是这个意思。当然维新派中这时也有人不赞成康有为的“保教”方案，如严复、黄遵宪即是，但毕竟只是少数。

　　维新派在戊戌时期所设计的另一条教案对策是“定教律”，即制订传教法律，以约束外国教会、传教士和教民的活动。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所上奏折里就此写道：“昔者定和约时，我皆逼于兵败，不得已而为之保教，然保彼教之法，其轻重浅深本末，实未有定律，皆待彼教案既出，而听客之所为。故小之强黜守令，妄索偿款，大之若胶案，割地无已，从此益难矣。皆由办之无定律故也。”所以他认为：“若有定律、则既塞彼保护之口，而可免割赏之重，不致一案而天下忧亡焉”。但是如何与之定律呢？康有为觉得在列强猖獗、中国势弱的情况下，又不是国家所能够办到的，因此他提出“今若定律，必先去其国力，乃可免其要挟，莫若直与其教会交”，也就是由中国所设的孔教会“与为交涉，与定和约，与定教律”，“令彼教总监督委选人员，同立两教和约，同定两教法律。若杀其教民，毁其礼拜堂，酌其轻重，或偿命、偿款，皆有一定之法。彼若犯我教刑律，同之。有事会审。如上海租界会审之例”（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2。）。这里康有为提出的是由中国的孔教会与西方基督教会交涉，议定教律，也有的维新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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