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派所持的这几条理由来看，他们之所以批判和否定民间“反洋教”，并不是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及其危害没有认识或不思抵制，也不存在所谓对帝国主义软弱或仇视人民群众的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已基本摆脱了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和落后意识的束缚和影响，由自发的因应抗拒转变到了较自觉的调适和斗争。因此，维新派批判和否定“反洋教”，应当说并不是维新派的消极面、反动面、恰恰相反，它是表现了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维新派在思想意识与*行动上的进步性。另外，与前此洋务派人士相比较，维新派对民间“反洋教”落后性和盲目性的批判否定显然要更加彻底。而且，如果说洋务派当初否定“反洋教”还带有“担心民众的行动会危及封建统治”（参见拙作《晚清洋务派与教案》，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这方面因素的话，那么维新派此时所关心的则更多属于变法事业的成败和民族的兴亡，他们批判否定“反洋教”同宣传推进变法维新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前者乃是为了后者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同地方上的“反洋教”士绅常常势同水火，而变法失败后“反洋教”、反维新力量抬头及相互联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维新派所设计的教案对策

　　维新派既要抵制洋教，又反对民间自发的“反洋教”，那么他们主张如何解决教案这一棘手问题呢？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所设计的对策主要是“尊孔教”和“定教律”两

　　所谓“尊孔教”，不是一般地尊崇孔子和孔子的学说，而是主张将孔子和孔学宗教化、使之成为一种能同西方宗教相抗衡的新宗教，以统一全体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康有为是这一主张的发明者和主要鼓吹者。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他就已经开始从宗教意义上阐释孔学和“孔教”、鼓吹通过发明“孔教”教义和广泛“宣扬布护”这种孔门宗教来抵制西方基督教的在华扩张渗透。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在从事维新活动过程中，更高揭“保教”旗帜，并与“保国”、“保种”的号召相并列。百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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