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期间，康、梁等人对基督教的拒斥还突出表现在他们所宣传的“西政、西学与西教无关论”上。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一面向学生介绍他从传教士那里得来的西方学问，即一面声言：“泰西之文学、治术、技艺诸门，皆自希腊始，与诸教无关”（《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32、135页。）。在给友人的书信里，他还专门批驳了把西学与西教相混，把“谈西学”指为“祖耶稣”的说法，指出：“西人学术，与其教绝不相蒙”，“彼国教自教，学艺政制自学艺政制”，因此学习西人之学艺政制，对中国“非徒绝不相碍，而且国势既强，教借以昌也”（《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32、135页。）（《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32、135页。）。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也写道：“近日士夫多有因言西学并袒西教者，慑于富强之威，而尽弃所据。亦由前此于中国书未经读有心得也。”维新运动期间，湖南《湘学报》上曾发表易鼐的文章，题目即是《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湘学报》第28－34册。）。广东《知新报》也发表了刘桢麟的文章《论西学与西教无关》（《知新报选编》第174－182页。）。他们一致的结论是：西政、西学与西方基督教是两码事，学者应当“知所取择”，“师其政而堤其教，无厌其教而废其政”，从而做到“政变学变教不变”。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对西政、西学与基督教关系的区分当然并不完全正确、但这已足以表明他们同基督教及传教士之间的界限。难怪美国学者保罗·科恩在《剑桥中国史》里评论说：“十九世纪末，传教士最无成效的说教是向中国人兜售说：西方的知识和制度以及相伴随的富强，都是根源于基督教。”“中国维新派在那些年愿意买进传教士兜售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

　　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会对来华的基督教采取这种拒斥的态度呢？这里有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也有科学新知影响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则是由于*方面的原因。因为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长期同西方国家的对华侵略扭结在一起，带有浓厚的*色彩。传教条款载诸中外不平等条约，教会以外国强权为后盾，外国政府又多利用教会进行活动，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侵略的工具。这就使具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在华活动不能不抱戒备之心。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历次上皇帝书中，就曾屡屡提及基督教会在华扩张渗透的问题，惊呼“伏莽遍于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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