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民遍于腹省”，“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2、205、281、414页。）。戊戌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还就抵制教会势力扩张、解决教案问题专折呈奏光绪皇帝（即《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绝祸萌折》）。他在奏折中揭露基督教会在中国的猖獗活动：“顷闻山东知县赴任，须先谒教士，州县见教民畏之如虎，有讼狱一从彼教则曲亦得直，奸民多托而自庇者，气压乡曲。小民无知，益复风从，裹胁益众。广东东莞县有一夜半城从之者。故畏之愈甚，媚之愈至，从之愈多，莠民多从，教案愈起。”他指出教会的活动与西方国家的对华侵略往往是相辅相成：“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2。）因此他认为必须“深思补救之策”，以相抵制。康有为是如此，其他维新派人士也是同样。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曾多次指出基督教“挟国力以相凌”和西方列强“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的事实。他还把基督教会的在华活动同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认为前者是后者“求扩张权力于他地”的下手方法之一（《梁启超选集》第209页。）。基于这样的认识与警惕心，维新派自然是不会欢迎基督教在华的活动的。
二、维新派对“反洋教”的认识与态度
维新派基于对基督教在华活动的警惕和爱国救亡意识，明确反对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渗透，十分关注教案问题，并对西方列强和教会在教案中的蛮横行径一致予以谴责。然而，与此同时，维新派对中国民间的“反洋教”，即自发的仇教打教行动，也普遍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梁启超在义和团运动后曾论及他对近代中国“反洋教”的总的看法：“中国今当积弱之时，又值外人利用教会之际，而国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质，故自天津教案以迄义和团，数十年中，种种外交上至艰极险之问题，起于民教相争者殆十七八焉。虽然，皆不过无知小民之起衅耳。”（《梁启超选集》第310页。）严复在维新运动期间曾翻译英人宓克所著《支那教案论》一书，他在为该书所写的《提要》中表示十分赞同宓克对教案起因的分析、并且写道：“方今时势艰难，外侮日逼，小民逞血气于前，而国家偿金币割土地于后。民愚吾不之责，而读书明理之士，独不当思患豫防，而谋所以纤君父之忧耶？至若龂龂然于夷夏之防，邪正之辨，是则非吾之所敢知，而亦恐为作是书者之所窃笑已”（《严复集》第1册第30－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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