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页。）可见严复也是否定民间“反洋教”的。维新运动高潮期间，湖南维新派的组织南学会曾多次举行讲演会，讲演的内容之一就是“劝勿打教”，谭嗣同、皮锡瑞、陈宝箴、黄遵宪等人都曾就这一题目发表过讲演。湖南维新派的报纸《湘学报》、《湘报》上也发表了不少针对民间“反洋教”的批判或劝戒文章，例如唐才常的《交涉甄微》、《辨惑》、皮嘉祐的《醒世歌》、湘士公白《弭衅浅说》、吴懈的《大大想想歌》、靖州来稿《劝戒歌》等，都是如此。百日维新当中、维新派还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各省官吏保护外洋传教教士”（《清议报全编》卷8．名家著述第11；卷21，纪事第1；卷7第4；卷4第21；卷3第79－82；卷4第13－14；卷8第13；卷2第1－6。）。凡此皆可见维新派对“反洋教”的否定态度。
维新派既然反对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渗透。何以又对民间的“反洋教”持否定的态度呢？考察维新派自己关于教案的言论和文字，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维新派认为民间的“反洋教”是盲目的、非理智的，不仅已落后于时代，而且不利于中国的变法维新。谭嗣同在1894年时就曾十分沉痛地写道：“各省之毁教堂，打洋人，湖南之阻矿务、阻电线，以天子之尊不能举一事，官湖南者动色相戒，噤口不敢谈洋务，……西人犹谓中国之官曾不能自约束中国之民，要此官何用？其评吾湘人，一则曰无教化之野蛮再则曰未开智识之童呆，而中国之人尝一致思否乎？”他还着力抨击了“坚持旧说，负固不服”的封建士子，认为这种人对外虚骄盲动，对内阻挠革新，“见有识者讨论实学，力挽危局，又恶其形已虚而乘已短也，从而媢之、疾之、詈之以异端，訾之以邪说”，实是中国的“亡国之士”（《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05－206页。）。湖南维新运动期间，长沙等地曾再次发生周汉反教事件，曾任候补道员的周汉以“大清臣子周孔徒”的笔名大量刊印、散发反洋教揭帖，痛骂基督教为“天猪耶稣妖叫”，号召全湘士民“悉将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焚烧”，三日后违令者立刻合门屠之”。对此维新派明确表示反对，并在南学会讲演及《湘报》上批驳周汉的反教言论。陈宝箴在南学会讲演时说：“周汉自号周孔徒，于光绪十七八年刊刻书词揭帖，痛低天主耶苏教以挖眼剖心之事、詈天主教为天猪叫，其词既鄙俚不堪、又绘为图画，坐猪精于上，诸人剖心挖眼于下，遍传各省，流入欧洲诸国。……辱国甚矣。”（《湘报》第31、30、27、73、25、44、37号。）罗棠在《湘报》上撰文《论拘禁周汉事》，批评一些“缙绅士儒”对周汉“犹从而爱护之、指臂之，称其懵不解西学为高节”的怪现象（《湘报》第31、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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