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下旬，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斗争矛头由反对洋教发展到抗拒八国联军。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由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发展到全面招抚。这主要是西太后及其党羽为了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利用人民群众反帝意愿的结果。

　　五、六月间，帝国主义面对迅猛高涨的义和团运动，对清政府极为不满，乃以保护使馆、帮助清政府削平叛乱为由，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又一次侵略战争。时机紧迫，摆在清政府面前的只有联团抗洋或联洋剿团两种抉择了。值此严重关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分歧日益明显和加深。在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侵略者是战还是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派别：一、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有力封疆大吏和朝廷中的袁□、许景澄以及荣禄、奕□等为代表，坚持对内镇压，对外求和。这一批人和列强有着密切的联系，能量很大，对于朝廷有着重大影响，但在一个时期非决策集团。二、以李秉衡、寿山、聂士成、晋昌以及兵部主事左绍佐等为代表，他们激于民族大义，主张并参加抗战。寿山拒绝俄军“假道”，布置战守，准备“迎头痛击”入侵之俄军。李秉衡认为“义民可用”，决心“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五期，第一三二页。）。聂士成在五月末就曾向当局提出：“目下情形，外侮尤亟”，建议“严饬”北洋沿海炮台将领“认真准备”；海军“择要聚（据）守，以备不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一三五页。）,晋昌主张“联合拳会”抗战。更多的中小官吏和地主属于这一派。他们人数很多，大都同情、支持乃至参加义和团运动，在社会上起着积极影响，但是他们权力较小，对朝廷决策影响不大。三、西太后以及载漪、刚毅、徐桐等后党顽固派，利用义和团而主抚、抗洋的主见更加明确。李秉衡等人和后党的主战，出发点不相同，前者由于爱国热情（有的人抱有盲目排外思想），后者则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私利出发，但主抚主战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后党主抚主战的决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赞成。

　　五月三十一日，后党的赵舒翘与何乃莹联名提出招抚义和团的上奏。他们说：“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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