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视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是封建统治者的本性。而清政府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是有原因的。它既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又是清政府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废帝立储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的反映，也是义和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逼使清政府让步的结果。

　　甲午战后，在备受日军蹂躏、又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的山东地区，由于帝国主义教会势力长期欺压群众而形成的民教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德国甚至借巨野教案占领胶州湾。因此，山东人民先后在曹州府、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掀起反帝斗争。然而，鲁西南大刀会起义、冠县反洋教斗争，都先后被镇压，洋教势力继续猖獗。凡此种种，无不使山东人民义愤填膺，许多官员也为之震惊。山东巡抚李秉衡镇压过大刀会。但是他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对教会横行不法，欺压群众有所了解，因此，曾多次奏请清廷对违法的反动教徒不可偏袒，对传教士侵犯我国主权，干预民教纠纷的现象应加禁止，对起而反抗洋教欺压的义和拳不能“一概剿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秉衡不满当时清廷一再督促他认真镇压义和拳的命令，建议清政府把对付义和团的重点放在认真防范和晓谕开导上，他主张但能“悔罪出会”，应“准其自新”。李秉衡对义和团这种改剿为抚，剿抚兼施的政策，有利于义和拳反洋教斗争的发展，也是他得罪列强，后来被德国借巨野教案逼清政府将他撤职的主要原因。

　　一八九八年春，冠县义和拳“声势大振”，已在周围地区发展成为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当时，继李秉衡为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也认识到洋教势力“凌轹乡党，欺侮平民”，害怕“民气遏抑太久”，“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乃主张持平办理民教纠纷，遇事“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一八九八年六月，张汝梅又同意所属官员毓贤等人提出的“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意见，命令把义和团“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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