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汽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显然，所谓“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系指列强要西太后归政而言。一九○○年一月，西太后搞出的“已亥建储”丑剧，又未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从而阴谋利用义和团抗洋的设想逐步形成。对义和团以抚为主的政策亦愈益明确。第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为数众多的官吏和士绅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斗争，乃至亲自参加义和团。这部分人从御侮的思想感情出发，称赞义和团为“灭鬼子之神兵”（《义和团》第二册，第一八三页），呼吁清政府“推广”义和团，使其“行之各省”，以达到“处处是团，处处有备”，“家自为战，人自为战”（《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四期，第四一、五一页。）的目的。这种呼声，日渐强烈，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和力量。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以抚为主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清政府对袁世凯放心不下，再加上一些鲁籍京官在袁世凯上任前后，纷纷弹劾他一意主剿，乃至请求罢他的官，所以清政府才接二连三地对他严颁谕旨，力加约束。
袁世凯面对这种情况，既害怕违旨丢官，又对鲁籍京官的攻击不能掉以轻心，再加上他刚到山东，脚跟未稳，对迅猛高涨的义和团运动亦心怀恐惧。当时，他私下描述山东的情况时说；“地方官懔遵京官之奏，均不敢派兵剿除，胥役又不能捕，未知闹到何时始能了事。前任（按指毓贤）一味纵容，并出示讽煽。匪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逼前，安得不猖獗也”（《近代史资料》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十九、二○页。）袁世凯所说的现象是比较真实的。于是，一意主剿的袁世凯此时也不敢操之过急，只好遵从清廷谕旨，并“训诫各营员，总先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还一再表示自己“受恩深重，自当悉心设法，断不敢操切激变，以负高厚”。有的同志认为这些话，不过是袁世凯欺上的官样文章，不足为凭。不然，因为同样的内容还写在他给他的密友徐世昌的信中。他说：目前他对待义和团，“先以解散晓谕为主，次再缉其匪首，以清祸根；如其抗拒不散，再派兵弹压；倘来格斗，，再相机击歼，已可谓格外慎重。”（《近代史资料》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十页。）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不仅可以和他对朝廷的奏文相互印证，而且实际上也是他接任山东巡抚初期的行动纲领。正是在“晓谕解散为主”，亦即以抚为主的方针下，袁世凯在大力保护教堂和洋教士的同时，“出示剀切晓谕，先后至十余次之多”（《义和团》第一册，弟三○四页）。在这些布告中，袁世凯强调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把重点放在预防和解散义和团上。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为防止武官“孟浪操切”，特派文官“督率”清军，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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