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东义和团兴起之后，直隶义和团运动也随之而起。直隶总督裕禄是一个平庸、无主见、随风倒的官僚，当义和团之起，他时而说，义和团是邪教要镇压；时而说，义和团不过是“诓骗钱文”，用不着大惊小怪。因此，在义和团运动的早期，他时剿时抚，无固定方针。当吴桥知县劳乃宣于一八九九年十月辑成《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请求刻印分发，并提出“诛首恶以绝根株”、“厚兵威以资镇慑”（《义和团》第四册，第四六九页）等六项措施时，裕禄认为六条条陈“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只是刷印《源流考》广为散发，并未“厚兵威”、“绝根株”。裕禄是仰西太后的鼻息行事的人物。随着后党主抚的态度日益明确，裕禄也就随之而变，“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同慈禧太后的那一派人共命运”（英国外交部蓝皮书，关于北京事件的补充函件，中国第三号（一九○一年）第三三七件。）。总的说来，在义和团运动第一阶段，裕禄所采取的方针，也是推行以解散为目的的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义和团“全在地方官妥为谕禁，解散被惑愚民，查拿滋事首要，方足以资绥靖。”

　　如上所述，在义和团运动的第一阶段，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于义和团都是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究其原因，前文已经涉及，现在归纳如下：

　　第一、后党自戊戌政变后，出现了和列强的矛盾，从而想利用既“扶清”又“灭洋”的义和团对列强进行报复，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这批昏庸□□的官僚，思想深处所固有的盲目排外感情恶性膨胀，反过来又进一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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