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后党以及一些如毓贤等官僚和义和团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有着共同点。比如：由于列强长期而凶狠地欺压中国，人民强烈的仇恨不可遏抑，而义和团农民小生产者的特点，使得*眼光受到限制而表现出盲目的排外思想。后党官僚则由于妄自尊大、闭关自守也具有盲目的排外思想。它们的表现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也都是封建主义思想的产物。又如：后党官僚和义和团都具有落后的宗教迷信色彩，刀枪不入之说，彼此都有同感。这种精神上的共同点，给予后党和义和团的结合“灭洋”提供了又一种条件。

　　第二、国难当头，统治阶级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抵御外侮的愿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义和团，出现了山东官员“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而朝廷的某些权势人物“信之”的状况（《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版）。这种上下结合所发出来的呼声，既表达了他们的反洋的愿望，又祈求在挣扎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从而直接助长了后党的声势和力量。于是后党接过“御侮”大旗而采取对“灭洋”的义和团推行以抚为主的政策。

　　第三、甲午战后，清朝政府内外交困，力量极为虚弱，面对着日益壮大的义和团，害怕一味镇压会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因此，对立志“扶清”的义和团进行招抚，既可减少“腹地骚动”之忧，又可用以抗洋泄愤。

　　义和团“扶清”给清王朝进行招抚和利用，提供了客观条件，否则，不大可能出现招抚政策，更不可能利用了。而上述清政府进行招抚的三个因素又是彼此牵连，相互制约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一个因素。事实证明，清王朝尽管虚弱无力，但镇压义和团还是办得到的，袁世凯所施展的手法就使山东义和团运动陷于停滞。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是违背客观存在。然而，由于清政府有了利用义和团抗洋泄愤的意图，这才使它又利用了第二和第三个因素；而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又反过来为第一因素的实现提供了支持，扫除了不少困难和障碍。

二、从以抚为主到全面招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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