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推广泰安府关于不分民教，一律摊派“兵差城工及修理河渠一切有益地方公项”的措施（《山东剿办拳匪档案》，袁世凯对泰安府禀的批示，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卜日。）。劝令教徒出教，命令地方官“持平”办理民教纠纷。对于因义和团进行反帝斗争而“被扰村庄户口，不分民教，概予抚□”（《义和团》第一册，第三○五页），使民教矛盾暂时地趋向缓和。

　　第三、在大量印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同时，还仿效曾国藩、罗泽南镇压太平军的“解散歌”，编印各种歌谣，通过官吏、乡绅、塾师乃至组织临时的“官讲生”，直接向群众进行劝导，诱骗和胁迫他们脱离义和团。

　　第四、命令各级地方官，认真整顿民团，清查保甲，并指令他们“亲往”村庄　“严密抽查”，责成各村“庄长地保密为禀报”，“倘挟同隐瞒，查出一并责贷”（《山东剿办拳匪档案》，袁世凯对东昌府禀的批示，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袁世凯对临邑县禀的批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五、奖励消除义和团“有功”的官吏和地主民团，处分办事不力者，以官禄诱使他们为解散义和团效劳卖命。

　　袁世凯这一整套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也就是他“调和民教”作为“治本”，“绥靖地方”作为“治标”的政策，对于由纯朴的农民、又基本上是在本村本镇利用农闲时间进行活动、没有统一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来说，是起到了瓦解的作用的。义和团在山东的发展也因此有所停滞。为此，袁世凯得意洋洋地告诉徐世昌说：“然仍未用兵，只饬令严缉有案之匪首而已”的情况下，“匪徒日见平静”，“现已窜往直、东交界处滋扰，人数亦不甚多”（《近代史资料》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二○页。）。各州县也纷纷呈报，各村“无学习红拳、大刀会之人”；“现匪首弋获，胁从解散”，“四乡安静”；“业已拿获首要，解散胁从，地方安堵如故”；就是在义和团的中心地区东昌府、曹州府也是“地方已渐臻安谧”（以上见：《山东剿办拳匪档案》，宁阳县禀（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三日）；禹城县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九日，五月二十三日）；东平州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东昌府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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