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这个奏议为西太后所认可。“公义”，在此处词意不明确，但查对一下二十天以后的招抚上谕，就显而易见，此处的“公义”乃“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的同义语。紧接着，西太后于六月上旬先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和刚毅等到涿州一带探听情况。六月九日，西太后召集亲信密谋，基本上决定了招抚，并调遣他们所依仗的部队董福祥甘军进驻北京城。随着刚毅等人先后回奏，义和团“无处无之”，“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他们“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版）。这就坚定了西太后的主张。于是，在西太后的认可下，义和团就由刚毅等“道（导）之入京师”（《义和团》第一册，第十二页）。当团民进京之初，“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六页）。“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在天津，当义和团进城之初，裕禄否决了派兵镇压的建议，乃至派兵“护坛”（《义和团》第二册，第一四一页）。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西太后的认可，人数十分分散的义和团，在配备着新式武器卫戍着京津的数万清军面前，竟能毫无阻挡地进入这两个禁区，那是不可想象的。当义和团入京前后，后党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行他们的政策，比如：对于五月下旬被义和团打死的杨福同，清廷“归咎官军，不肯议□”（《义和团》第一册，第二五七页），并因此“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义和团》第四册，第十五页）。对于因受命保护芦汉、京津铁路而杀害团民的聂士成，予以斥责，并将其部队调走。与此同时，他们还否决了袁□等人一再提出的“治乱国用重典”，血洗北京义和团的主张。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西太后主抚的决心。六月十六日，清廷任命刚毅、董福祥把义和团“招募成军”。至此，招抚局面正式出现。
这段时间，后党趁机扩张权势。六月十日，载漪取得了管理总理衙门的大权。西太后又以“载漪、奕□、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枝梧其间，噤不敢言”（《义和团》第一册，第十八页）。一时间，载漪等刚愎自用，踌躇满志，压倒了政敌。在他们看来，光绪下台，溥□上台是指日可待了。
六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部分清军和义和团与侵略军展开了浴血战斗。聚集于北京的团民几达十万，反帝怒潮遍及华北。此时的西太后虽已决意主抚，但迎战列强，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徘徊犹豫，难以决定，乃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争吵激烈，“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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