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清政府逐步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支柱、附庸和走狗。所以，就“清”与“洋”的总体说来，“扶清”与“灭洋”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的普遍性。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是逐步的，有它的特点，即特殊性。“扶清灭洋”口号不是把清王朝当作列强的附庸来打倒，而是把它当成列强的对立面加以扶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这种特殊性的反映。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所指出的：“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述是深刻的。因此，“扶清灭洋”这个口号乃是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这种特殊性的表现。

　　“扶清”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义和团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了的。

　　自从义和团提出这个口号之时起，到清王朝宣布结束招抚之日止，义和团对于列强始终是主动进攻，坚决抗击。而对于清王朝则只是被动抗拒，而没有主动进攻（有三件资料通常被引用作为义和团反对清廷的依据。不当。一、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已见上文。二、“攻打北京”。依据是蒋楷在《平原拳匪纪事》所说的：“计诱朱红灯、本明和尚，致之省。起出私书数十通，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攻打北京”。其说显然不确。1、在档案《拳匪朱红灯滋事卷》中，直接捕捉朱红灯的马金叙、吉灿升等人的多次禀报中，以及毓贤亲自审讯朱红灯的上奏中；均未提及此事。此种大事，马金叙等是不敢也无必要隐瞒的。2、朱红灯被捕前和少数人往返于博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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