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宣战之后，在形式上它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一致的，然而，清廷和义和团反帝的立场、目的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它们之间在阶级本质上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清廷进行招抚只是为了利用义和团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支持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清王朝和义和团的矛盾并未因招抚与接受招抚而消失，只是暂时地有所缓和而已。清王朝与列强虽然有一些暂时的矛盾冲突，但是它们相互依赖，亦即清王朝需要列强的支撑，列强统治中国需要清王朝作为它的代理人，却是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清廷对列强宣战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不是真正的对峙。

　　正是在上述情况支配下，西太后的清政府在宣战招抚之后，遇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这些情况促使西太后迅速改抚为剿，改战为和。这些新情况约略有下列四端。

　　第一、招抚之后的义和团迅速发展，清王朝害怕无法控制而招致自身的毁灭。西太后说过，招抚的原因是害怕“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确有“祸起肘腋”的危险。但义和团之所以能够进入北京，“蔓延已遍”，有西太后自身招引的重大因素，即所谓“因而用之”的原因，并非义和团主观力量所能达到的。然而，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往往走向预想的反面。在“因而用之”以后，这个“祸起肘腋”的危险，却有增无减。因为，招抚以后的义和团，它以合法的地位，更加大量地涌进北京，在北方各地的发展也很迅猛。由于阶级本质的对立，尽管清王朝派员统率，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控制鞭长莫及，势难在一个短期内全部控制起来。　于是，在北京有的团民“专杀自如”，使得统带义和团的王大臣“不敢问”，“不能作主”（《义和团》第一册，第十五、二七二页）。如果说，北京城的义和团被控制最严，尚能“专杀自如”的话，那么，其它地区的义和团也就更有可能“专杀自如”了。随着事物的发展，各种矛盾会更加充分暴露，变“扶清”为“扫清”，揭竿斩木的局面是不难出现的。这样，“祸起肘腋”的危险性比招抚前就会更加增大。与此同时，权欲熏心、急于当太上皇的载漪，利用义和团之力，胡作非为，乃至通过其控制的义和团传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直到急急忙忙率领团民进宫“大有弑君之意”（有一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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