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事实表明，列强并未要求西太后“归政”。联军占据大沽后以及在此前后的声明，都说只是与阻挠援救使馆的人作战，甚至声称出兵是为了支持清政府和义和团作战。就在开始攻打使馆之后，英国公使还通过肃亲王对清廷说：“所有各国驻北京使节的任务是要维护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英国以及我知道的其他国家对中华帝国的完整都不怀有任何图谋。”（《英国蓝皮书》，《关于北京事件的补充函件》，一九○一年中国第三号，第一件的附件。）随后，各国表示，“如中朝声明沽口开炮并非奉旨，各国或不作为开衅”。而所谓“归政照会”，袁□在当天就认为是“妄诞不根，荒唐无据”（《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四○页）。持此看法者，满朝文武之中，不乏其人。作为久历*风霜的西太后，在一阵狂怒之后，冷静下来，是不可能不认识其中真伪的，只是鉴于面子，不便公开承认罢了。

　　第四、宣战之后，西太后曾幻想一战而胜，收复大沽。胜而后和，可以抬高一下身价，可以捞回一点“家务”自主之权。无如事与愿违。大沽没有收复，攻打使馆毫无进展，天津战事既趋剧烈又无进展，而八国联军却源源而来。战败之兆已经呈现，鉴于已往战败后的窘境，西太后不由得不寒而□。

　　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西太后权衡利害，认为危及清王朝命运的是义和团而不是列强。于是这个一向抱着“防民甚于防寇”宗旨的西太后，她“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只是“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才宣战的。而今事过境迁，“火气一过”，“也就回过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与此同时，她“心下早明白”，义和团“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于是她就“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义和团》第三册，第四三八、四三六页）。六月二十五日，西太后声明宣战“非意料所及”，招抚乃“剿抚两难”所造成的。二十六日，把李鸿章、刘坤一等主和主剿的主张说成是“老成谋国之道”。紧接着，直接向列强请求议和，并保证“相机自行惩办”“乱民”以求列强“深谅”。宣战、招抚局面从此也就颠倒过来了。

　　招抚宣战政策虽已改变，但是西太后害怕这个突然变化会激起义和团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影响其王朝的安危。而不敢即行公布。但是，她却在招抚的外衣下，加紧对义和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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