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在万历（1573—1619）版的《扬州府志》记载：“土著较游寓二十之一。”（注：藤井宏前引文，页628。）直到了道光十年徽州与山陕商人独占大部分两淮的食盐贸易，但这并不意味著他们的家庭就可以一直永续下去，如同乾隆三十五年（1770）版的徽州首府歙县的方志中指出：“虽邑固有单寒之子，无尺寸藉而积渐丰亨者；亦有藉父兄余业，未几而贫宪乏不振，甚至不自存者。”（注：乾隆《歙县志》（乾隆三十五年［1770］刊版），卷1，〈风土〉，页24a。）虽然要将明末清初扬州徽商与山陕商人的变化作一统计并不容易，但《两淮盐法志》的传记部分确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在估计两淮盐商平均每年盈利时，他们每年贸易总额是必需要研究的。虽然在顺治元年嘉庆五年（1644—1800）之间人口有异常的成长，但两淮地区在十八世纪后期每年食盐总额只从1，410，360引增加到1，685，492引。（注：民国《清盐法志》，卷110，页1b；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18，页1a。）然而，事实上在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内食盐总额几乎已增加了一倍，因为每“引”的重量到十八世纪已经从原来的225（原作误记为200斤）增加到400斤。在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初期，原始每引的重量225斤不断地膨涨，或因允许有卤耗（译注：即在煎煮生产与运输中之消耗与损失），或因改善盐商在荒年的苦处，或只是为了给予特殊商帮的利益，结果是引的重量随时或随地都有变化。在雍正四年（1726）法定引的重量是344斤，直到道光十年（1831 ）仍是作为付税与官方估计食盐价值的标准。乾隆十六年（1751）后商人被允许携带每一引有额外恩赏的20斤免税盐。（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11，页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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