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有乾隆十三年（1748）版的乾隆《两淮盐法志》，该书包括了一切有关官定盐价的报告，是其它史料所未记载的。（注：乾隆版的《两淮盐法志》与高恒的《淮北鹾政》二书内，对盐商分销的内部运作以及食盐生产的成本与价格等记载，在日本学界有关著作中似未曾引用过。前书亦典藏于哥大。）我们可以据之以正确地估计盐商每年所聚之盈利。大家普遍地认同在十八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是清朝重要的改革时期，当时行政效率之水准与官员的公正性是相对地较高的。这时期特别有名的是有一批省级的官员，他们致力于加强公权力，且相对地较为清廉。（注：有关此时期出色的通论著作，可以参考房兆楹有关胤祯（雍正皇帝，1724—1735）和弘历（乾隆皇帝，1736—1795）在A.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传略）（ Wash ington D. C., 1943—4）。）在盐务方面，政府也有改革。因为长期以来就有所谓“督抚偏袒百姓，巡盐御史偏袒商人”的现象，（注：引文从雍正元年（1723）的上谕勒令，见乾隆《两淮盐法志》，卷10，页1a。）于是乾隆在乾隆五年（1740）时著手任命江苏巡抚和两淮巡盐御史共同一项一项地研究，估计以前湖北布政使与之后巡盐御史所上呈的食盐价格。他们在乾隆五年（1740）的共同上奏中，在长达双面二十多页的报告无疑是最权威的估计。他们最后的估计必定接近真实的价格，在较后版本的《两淮盐法志》中此项估计并未加以更新，很明显地是因为部份支助该书编辑的商人有所疑惧，他们怕更新估计后会使他们无法任意地抬高价格。这二位高级官员的发现也许可以摘要成下表：（注：引文从雍正元年（1723）的上谕勒令，见乾隆《两淮盐法志》，卷10，页49b—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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