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未加批判地利用一位十七世纪巡盐御史李赞元无意间的言辞，而相信当时一位拥有4到5千引的商人就算是一位大资本商人。（注：铃木政，〈清初两淮盐商に关する一考察〉，《史渊》35—7（1946—7），页111。他引用一位1660年巡盐御史李赞元的话：“查两淮纲册， 有一名而四五十引者。”他用此孤证到证明的十九世纪一些学者的结论，认为最大的盐商拥资超过一千万两。在清初5，000引（200 斤）的盐价最多是10，000两。 这样一个商人及其子孙怎能成为以此微小的规模成为千万富翁？然而这个盐官的话也并非毫无价值，因为他很清楚地说到商人有登记在特殊的纲册，必定有更多这类纲册中有商人名字是重复登记。而且，此说明了十七世纪个别盐商的贸易规模要比十八世纪来得小。）在高恒的行政命令中，却发现有一个商人独占船运到太平府全部的官定额数19，470引，其他两个商人分到24，418引到池州，两地皆在规定行盐区的安徽省境内。（注：高恒，《淮北鹾政》，卷3，页72a—b。）（译者按：据《淮北鹾政》原文是指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时，池州额定引数只存12，271引，由汪日初与汪余泰二商认运外，尚缺12，147引；太平府额定引数只存9，000引，原由吴同茂一家认运外，仍不足10 ，470引。故而在西商内遴选王履泰等多人分派池州府引数， 及许晋魁等三人分派太平之不足引数。此处原著或有误解。）而且他们其中一个商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贩盐至安庆的商人名册中。（注：高恒，《淮北鹾政》，卷3，页56b。）他们个人的配额虽惊人，但在定义上仍未列入大商人之林，因为他们其中没有一个人是总商。（注：在高恒《淮北鹾政》书中无论何时总商会附带于提及，他不变地都是称之为“总商”。）在浙江省至少知道有一个商人每年卖盐超过90，000引。 （注：嘉庆《两浙盐法志》，卷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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