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军事基地是定期开放的，普通人可以去参观，我就跟他们去了。发现美军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联合使用这个基地的，但是美军占的位置比较重要。我在里边和一个在那工作的德国律师聊了聊，我就问他德国人和美国人相处的关系融洽不融洽？因为我知道在日本，美军和日本人的关系非常紧张，特别是冲绳，不断有犯罪事件出来。后来德国律师跟我讲，因为虽然德国是战败国，但是德国人在人种上和美国人属于比较相近的人种，那么相对来说，他们不太敢像欺负亚洲人那样欺负德国人。当然这是不是全部的事实，我无从判断。但是在我觉得从这些现象里可以观察到一些基本的状态。

我后来就跟德国的一些学生和学者讨论他们的战争记忆。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说日本不认罪，但是德国70年代就解决了和犹太人的和解问题。你们战后的问题解决得很好。后来这些德国人说“其实不是那样，我们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仍非常紧张。而且新纳粹还会出来。”

因为德国有一个最基本的状态就是这个国家被一分为二。承担战争责任的是西德而不是东德。而战后呢，苏联把东德那些属于法西斯的头目全部驱逐了，赶到西德，所以东德不讨论战争责任，它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而战后第一届西德的政府，和日本的状况是一样的，基本上是战争的A级战犯，基本上德国也是一些从前的纳粹在第一届内阁里任职。但是由于美国的强制力，它很快就在最初的几年内完成了和西方的，就是和法国、英国的和解，而它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是到70年代以后才和解的。

这里有一个潜在的结构关系是中国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战后的和解其实是和战后的冷战格局同步推进的。中国和日本为什么在战后没有达成和解？战后日本和台湾签订了我们都知道的“旧金山和约”，是台湾和日本签订的战后和解条约。那个和约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无效的，所以大陆和日本的和解是到了70年代，基本上是和西德与东欧的和解是同步的。那这意味着什么？所谓的战后处理工作，其实是与冷战结构的解体同步的。真正的和解是到了90年代柏林墙倒塌，冷战在形式上解体了，和解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过头来看西德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社会形态，我们只看到在形态上西德谢罪了。但是社会内部围绕战争问题有没有内在的紧张？

我在海德堡曾经跟德国朋友开着车去法国，因为不需要签证嘛。海德堡离南部边境很近，开车走几个小时就到法国了。德国人说法国的点心很好吃，我们开着车去法国吃点心聊天，再开车回来。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善。我就对一个德国人感叹道：“德法之间尽管有过战争，可是你们两国人民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上好像并没有形成隔阂。”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战后德国人为和解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有一个大概六十多岁的德国人告诉我，他说战后过了很久，已经到了六十年代了，他去法国的一个教堂里，当整个教堂的法国人意识到他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不祈祷了。全体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他非常紧张。

后来到了著名的1968年，1968年对西德来说是一个什么年份呢？我到了德国才知道，当时德国的学生运动，内容是追究自己父母纳粹时期的责任。所有的学生都回家问自己的父母，“你在纳粹时期都干了什么?你必须真实地回答”。这个过程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紧张乃至断裂，很多年轻人据说因此离家出走，很多人都因此发现他们原来很尊敬的父母在战争时期竟然也犯过罪。这些年轻人受不了这个打击。很多人离家出走，有的还和父母反目，不再跟父母来往。后来到了70年代，这些年轻人长大成人，按德国的征兵制度也当兵了。德国军队是一直到90年代才被允许走出国门的，但是它作为军队存在。这些年轻人有一部分当了兵，去体会当了兵必须服从上级命令这样一些无奈，很多人有了这些成长经历之后才开始跟父母和解。但这个和解并不意味着德国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被解决。当然，在德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抵制新纳粹的出现、警惕为纳粹翻案的暗流，一旦他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出现了相应的记载，很多人会立刻表示警觉。这个我觉得是德国社会里比较进步的一个倾向；但问题是新纳粹仍然在不断出现。比如我去过离柏林不太远的一个城市叫莱比锡，莱比锡很长一段时间在苏联管理之下，所以它的建筑有很多是苏式的。莱比锡有一个很大的祭奠战死者的纪念塔，有一点像德国的“靖国神社”，但是它纪念的是普法战争时包括东欧一些国家在内的战死者，因为它祭奠的对象比较早，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象征，没有日本靖国神社的那种右翼色彩；这个纪念塔，由于它是在前东德境内，西德的那种警惕纳粹再生的基础并不雄厚，如今常常被新纳粹用作集会的场所。不过，据说在西德也同样存在着新纳粹再生的问题。

我还去德国参观过一个犹太人集资筹建的犹太人纪念馆，我看了那个纪念馆之后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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