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此前和当时竺可桢的一些言行并不符合新的浙大校长人选的身份。

在1940年10月20日竺可桢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与马寅初的一次谈话。当时马寅初因大胆抨击国民党豪富声名大振，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马寅初近来对于孔、蒋大肆抨击，——渠颇信共产党为较有办法，认其领袖能刻苦为可佩。”不过，竺可桢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余告以共产党以苏联为背景，惟 Stalin之命是从，不能与中华民族之利益相吻合。蒋纵容孔令仪、令侃、宋霭龄辈贪赃受贿，固属不符舆情，但国家欲养成全国爱戴之领袖亦不易。故以忠言劝告为善策，莫为共产党所利用也。”1941年4月24日，竺可桢在向学生演讲时提及外交情形，“批评苏联各国均只知利害，不管是非，将来自食其果。我校求是精神，即只知是非，不顾利害”。如此等等，显然他与新社会不无隔膜。也就在他离杭赴沪时，竺可桢得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 月3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币，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确，乃其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看来就是竺可桢自己也不愿意继续担任校长了。6月2日，他写信给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及所有同事、学生，恳切地表示自己不回浙大了：“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现在年达耳顺，精力日衰，更应“退让贤路”。长期的校长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行中去，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

但问题不在他主观上的愿意不愿意，而是客观使然的不可能了。

4月29日竺可桢校长秘密出走之后，原来的校务委员会已停止工作，为了维持学校，农学院院长蔡邦华等14人发起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原校应变委员会主席严仁赓教授为临时主席，选举蔡邦华、王国松（工学院院长）、谭天锡(讲师助教会负责人，土木系讲师)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6月6日，杭州市军管会决定对浙大实行军事接管，并派出军代表林乎加、副军代表刘亦夫到校进行接管，接管小组成员由严仁赓（法律学系教授）、孟宪承（教育学系教授）、陈立（教育学系教授）、范绪箕（教育学系教授）、张君川（教育学系教授）、黄焕焜（教育学系教授）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刘潇然、许良英和学生自治会主席包洪枢等9人组成，随即该小组宣布：“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才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又宣布停止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一切反动组织的活动，违者严惩不贷；查封原文学院院长张其昀教授的全部文稿、书籍及全部财产；将师范学院撤销，将教育学系并入文学院；又决定将历史系停办一年（至1950年，宣布停办法学院、历史系、哲学系），师生予以遣散，仅留下12人组成学习班，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多年以后，忆及这段往事时，谭其骧教授说：“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

9月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曰：“上海发表马寅初浙大校长，江华杭州市长。”竺可桢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不久，他又听到这样的消息：浙大被接管之后，军管会听任左派学生和助教“取报复主义，停聘教授六十余人之多，储润科、朱正元、胡刚复等均在其内，职员如赵凤涛亦在其列，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也。——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在被停聘的人员中，除了国民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