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于子三终于得以下葬至凤凰山。

经过此番周折,竺可桢可谓身心交瘁,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游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 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听说校长心生去意,浙大教授会的同人如苏步青、谈家桢、张其昀等大惊,急忙前来劝慰,学生自治会代表谷超豪等也前来致意。对此,竺可桢表示自己并非轻率辞职,“即临走亦必有交代,使继任者可以顺利工作,决不拂袖挂冠而去”。此后浙大千余学生在《上校长书》上签名,挽留竺可桢,但他去意已定矣,因为他知道他已无法继续在浙大工作下去了。

所谓“天下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局如此,加之学生运动波澜四起,带头者更是“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凭借的“求是”校训等等,根本无济于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校园文化,如今已是一边倒的态势,如学生自治会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等,“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竺可桢又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竺可桢只有摇头;不久,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的春季音乐会,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创作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气味太重”。对浙大著名的“民主墙”——《生活壁报》,此时竺可桢也认为有不妥之处,即政治气味过于浓厚,尤其是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每日新闻》,竟“全载共产党广播,为(浙江)保安司令部所不满;(其)且对外销售”,处事认真的竺可桢随即 “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原只登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所有这些,虽然校长没有强行干预,却行同“书傻子 ”,竺可桢竟不懂那已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了。至于“学运”的核心组织——学生自治会,早在1948年6月,竺可桢在致同人的信中就曾表示:“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而历届学生自治会,不了解此种精神,擅自主张学生有遵守自治会章则之义务,而无奉守校规及校务会议议决案之义务。此点不明白纠正,浙大将永无宁日。”

于是,校长竺可桢无可挽回,他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了。

灯火阑珊

竺可桢与左翼学生运动的某种抵触，除了思想和理念上的差异之外，考其用心和初衷，其实也是为学生所着想。当然，这是当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体会到的了。

1948年4月8日，竺可桢听说学生在演讲会上报告的主题竟是“共产党渡江”，马上告诫学生：“此种瓜田李下之论题，必有一日警局将入校捕人也。”然而不久之后，借着时局的愈加纷乱，学生自治会的壁报索性以“总理叛徒”为标题，画上蒋介石的画像，又“背插一‘斩’字”，全国各大报纸亦纷纷报道 “浙大为共产党所策动中心”，国民党浙江省当局遂拟采取行动弹压。竺可桢十分着急，连呼“学生之壁报及自治会之言论随处可以造祸”、“迟早军警必来校捕人，而学生尚不自检点，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 。14日，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宣告此日是“反迫害、反污蔑”的罢课日，竺可桢则表示：“若反动漫画继续不绝，则人人自将目浙大为反动之大本营，甚至军警入内捕人，自招祸端。”未几，浙江大学果然成为真正的“东南民主堡垒”，全国各地的高校均派遣代表赴浙大予以支持和响应，竺可桢从教育部得知“南开、北大等学生均派代表来浙大开会，因此特务随之以来，欲乘机加以逮捕”，他本能地警觉起来，却又向当局表示：“浙大学生不能来校逮捕。”

从蒋介石，进而具体到浙大的某些有国民党背景的师长，如张其昀、佘坤珊等，一一成为学生壁报攻击的对象（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一些乃是“成绩极坏的学生所为”）。这不免触及了高校传统的“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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