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和“教授治校”的理念和规则，因而浙大许多教师纷纷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有辱师门的做法。苏步青、贝时璋、钱宝琮、王葆仁等代表教师面见竺校长，表示“学生如此嚣张，学校要有一处置办法”，史地系全体教师更表示如张其昀被迫辞去，或学生没有受到“谴责 ”，“则全体将辞职”，且“文学院教员全体与晓峰（张其昀字——引注）同进退”，随之，一些教师（徐震谔、任铭善、郦承铨、王焕镳等）表示将罢课以示抗议。对此，竺可桢表示：“壁报上言论系少数学生所为，绝非公论，但有侮辱师生与攻击个人之处，学校可以查明负责人加以处罚。”他除了严厉要求学生撕去对教师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文字之外，又循循善诱，与学生进行对话，解释浙大的办学理念和方法，一一分述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各委员会以及教授会、学生自治会的职权，“标榜教授治校精神”，亟力主张维护“浙大校风”——“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不过，此时此地、此景此风，已非竺可桢可以从容应对的时机了，他难免“尴尬人办尴尬事”，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国民党恼怒于他的纵容包庇学生，左派则恨其站错立场，帮助当局阻碍学生运动。
不久，“中央社”传来一条带有凶险意味的新闻：
北平电：本市农、工、商、学、自由职业各团体，以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潜伏匪职业学生，鼓励风潮，应共匪军事暴动，非彻底肃清依法惩办不能安定秩序，巩固后方，请教部、青年部解散中大、浙大，重新登记云云。
果然，浙江大学到了一个生死关头。左派学生依然如故，而且变本加厉。
6月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学生壁报张贴骂青年军之文字，指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因此引起公愤，迫令自治会交出作者姓名。”先前学生壁报发表攻击师长的漫画和文字，教师手无寸铁，不过以罢课作为抗议，但此次壁报攻击的对象竟是手执长枪的国民党青年军，竺校长担心，“如有骂青年军者即口辩，必致发生争执。如有殴打情事，则外面之青年军即行加入，不分皂白逢人便打。如此则金华中学与英士大学之惨案又将发生于浙大”矣。于是，竺校长只好勉为其难，极力阻止浙大内部的70余名青年军学生召开大会，生风作浪，以为对抗。好在竺校长制止有效，兼有统领青年军的蒋经国来函，告诫“不能打浙大”，“此事遂告平息”。
蒋氏父子当年鉴于浙江大学是故乡的一所高等学府，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等也分别以校友或乡人为念，特别是因为竺可桢主校，在教育经费、用人等各个方面给予照顾，遇有学潮等，亦往往对浙大网开一面，心存不忍。加之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陈仪由台湾调回内地，转任浙江省主席，陈仪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杭州“求是书院”的学生，竺可桢以为“故可说浙大为其母校”，果然陈仪对母校多方垂顾，省却竺校长诸多麻烦（此后陈仪因劝说汤恩伯起义失败被解除职务、押送台湾处决）。竺可桢与陈仪相晤，“谈及大学思想事”，竺“告以办大学之方针以开导为主，渠亦赞同。对于过（去）于子三事件之处（理），渠表示不赞同省方办法”。在这种背景下，浙大处于火山端口而没有粉身碎骨，真是万幸。
不过，到了此时，竺可桢的内外压力也就格外沉重了。8月，教育部来员传达总统府密令逮捕各校职业学生，其中包括“国际学联活动分子”、“历次主动罢课人员”、“反动刊物之主编人”等，对此，陈仪的态度是赞同竺校长的方法，即“主张疏导，不主张操切从事”，竺校长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即“当不致有派宪兵捕学生之事”，或“如有行动，必以见告”。其时，国民党当局以及其所控制的舆论早已对浙大大为不满，所谓虎视眈眈，省府一些人也力主须“大批开除学生”不可，只不过竺校长一直坚持“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侔，不能施行”。然而，形势趋于恶化，这就等同于与虎谋皮了，当局是一定要到浙大捕人的。8 月1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此次要浙大与省府合作逮捕，完全由于国府之命令，已见沪杭报端。”省府最后拿出19人的名单（包括4名教员），竺可桢继续展开“博弈”，表示“如欲逮捕，必须有确切之证据”，后来陈仪表示“不要牵连太多，至多三人”，这已是最小的代价了。竺可桢依然积极寻求各种保护学生的办法，他对陈仪说：8月22日，特种法庭的便衣军警捕去浙大学生三人，浙大方面除提出抗议、开展营救等，还坚决拒绝军警进入校内，因为此举已“引起全校之不安”；他要求当局“嗣后非有特殊重大罪犯，弗至学校捕人，否则学校中学生人人自危”。陈仪当即表示赞同，但又为难地说：“京中重视杭州捕人事。”此番浙大捕人，先后已有吴铁城等打来电话询问，蒋介石也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浙大捕去多少人，并问“何以只捕三人，颇怪浙省过宽”，而当局掌握的名单竟达40余人。此后围绕这一事件，竺可桢可谓焦头烂额，他费尽力气转圜，结果却是左右不讨好，——学生方面因判决被捕学生而罢课，当局又必欲弹压学生。竺校长“博弈 ”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