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问倒了，那么只好下次重新讲，而这个“下次”就意味着要再读一年。理学院各系的教授都十分重视这门课，因而每一次讨论都十分认真，这对学生来讲，当然就格外恐慌了。其中，物理系的学生最怕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因为他们二人的知识太渊博了，要想不被他们二人问倒，真是不容易的事（李政道就曾领略过他们的风采）。浙大在当时已然是一所名校了，新生都是参加全国统考被分配来的，可是没想到，他们到了一年级永兴分部报到时，学校规定所有报到的学生都要再考一次，名曰“编组考试”，以便分班，很多新生受不了，有的竟联合起来“拒考”，几乎酿成“学潮”。但他们都尊重竺校长，怕他生气，就派了代表去总部进行解释。竺校长不客气，命令所有拒考的学生都要签名悔过，三天之内如不完成，就停闭永兴分部，这样一来，全体一年级学生500多人只好个个认错，一个个都去注册课签名“悔过”。后来开课了，一年级时几乎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有考试，只有大年初一那天没有，——过去浙大的学生就是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培养出来的。后来因为“学潮”频频发生，染色也就影响到了浙大的学风，就在“于子三事件”沸沸扬扬的时候，有一次考试，竟出现了“二分之一不及格（学分）及必修课不及格二次须开除者有七十人之多”的现象，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学生们应该是无比的愤懑吧（也许是“法不责众”，竺可桢听说有“不及格者可从宽留校”的传说，他获知是壁报上的谣言，随即予以辟谣，表示“查无此事”，还是照样执行学校的规章）。当然了，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尊重竺校长，也尊重学校制度的。不仅是学生，竺校长的威严在全校教师中也很有影响，至于学校的制度和学风等，更是他们的生命，浙大当年的光辉，也在于有这样一支戮力同心的团队，使浙大处艰危之中而不坠。在这支团队中，如光谱专家、物理系主任兼附中校长的朱正元就曾说：“竺校长命令我做的事，我从来没有违抗过。”史地系教授西洋史的顾谷宜教授回到杭州后，临危受命，出任浙大训导长一职，他说：“这是竺校长要我干的，我明知困难，也不能推辞。”苏步青也说过：“凡是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他们都是知名的学者，所谓恂恂如也，即便性格暴躁的束星北也是如此。有一年冬天，在贵州湄潭文庙浙大图书馆的门前，石阶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白雪，狂风吹打着门窗，有学生下课后走过这里，看见束星北一个人在雪地里徘徊，学生有礼貌地问他：“束先生，怎么一个人在雪地里？”束说：“声音轻点，竺校长在这屋里，我有事要向他请教。”学生问：“你怎么不进去呢？”他说：“里面有人，等他出来，我再进去。”如是而已。
竺可桢有严厉的一面，更有温和的一面。前者，可以让人“误读”，甚至反感，以至激发出“学潮”；后者，更加可以显示出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
沧桑鼎革，人在灯火阑珊中。竺可桢却不是转圜如莲转的人，过去浙大发生“学潮”，蒋介石往往责其“过宽”，学生则热情地呼之为“民主保姆”，现在呢，却又斥其“不能对恶势力斗争”。竺可桢到底是夹缝中勉为其难的尴尬角色，后来他的离杭赴沪，也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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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之际
1949年，是沧海桑田的岁月。这年3月7日，是竺可桢的六十华诞。
这天，竺可桢在《浙大日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此前的6日，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竺校长辞而不往。这天，学生又提出要建“竺可桢图书室”，竺校长说：“人尚健在，何必有此举。”翌日，学生又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他将贺礼一律退还，而学生又向他献上一面旗帜，上书“浙大保姆”四字。这，不过是大时代之中的一个小插曲了。
4月，“红旗漫卷西风”，红旗插到了南京的城头。不久，竺可桢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的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国民党溃败，开始抢运人才，浙大训导长、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晓峰）已经奔至蒋介石脚下，从此替代了自杀的浙大校友陈布雷，充任蒋氏的“文胆”，并建议把溃退的路线指向一海之隔的台湾，后来他成为台湾的“教育之父”和“文化之父”。当时浙大哲学系主任谢幼伟、教授牟宗三和客座教授熊十力等，也先期离开杭州，辗转前往广州，他们中有的后来又去了香港，乃至台湾。
竺可桢依然不动。
26日，竺可桢听说国民党军警闯进上海“交大”并逮捕了80多名学生，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遂于翌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开入浙大捕人，但是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他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不久，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而杭立武又再次来电催促。何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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